2023年11月8日上午9:30-12:00，厦门大学人文社科至善大讲堂第92讲在厦门大学南光一320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bwin必赢中国官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中组部百千万人才项目评审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李萍教授进行了题为《百年中国伦理精神的求索——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与文化》的讲座。bwin必赢中国官网系主任朱菁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李萍教授提出，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摆脱贫困落后、追求现代化的奋斗史，也是追求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史。为了对“百年来中国伦理精神”这一主体进行深入阐释，李萍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与两次人生观论战”“新儒家向世界发出的呼吁”以及“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及世界价值”三个部分对其进行讨论。

在第一部分中，李萍教授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两次“人生观论战”进行了介绍和总结，并对其立场、前提和意蕴等要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次“人生观论战”缘起于1923年张君劢先生给清华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学生所做的演讲。在演讲中，张君劢强调科学不是万能的，他列举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五种差异，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比科学更复杂、更重要；且中西文化不同，不应过度热衷西方文化而忽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的观点被以丁文江先生为代表的“科学派”斥为“玄学”，在丁文江看来，“玄学鬼”的影响根深蒂固，它附在人的身上，不容易打掉，而打掉“玄学鬼”的武器就是“客观的论理同事实”。丁文江从六个不同的方面反驳了张君劢的观点，并提出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李萍教授认为，论战双方的立场从本质上不同，“玄学派”持理想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而科学派的立场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她指出，张君劢的演讲隐含了两个前提，一是中国文化是以精神性价值为特征的，所谓“人生观”是一种文化特质，它指向的是全体中国人的总体人生；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有别，西洋文化重物质及制度，中国文化重精神与道德，中国文化无法简单地被西洋文化所替换。而丁文江的回击也有两个潜在的判断：第一，他认为以精神文明为特质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渗透到中国人的生命、流进中国人的血脉中的；第二，他把在几千年中国文明演变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传统直接等同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混淆了两者的区别。李萍教授指出，这场大讨论的意义远超出他们各自批判的论域，它是后“五四”时期中国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全面反思，是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命运的一种追问，是中国人自觉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探索。第二次“人生观论战”则发生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1980年，是署名为“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所引起的。与第一次论战不同，这场讨论并没有明确的两派的代表人物，而是民间提出了一个社会变革中普罗大众关心的问题，讨论的焦点围绕着“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展开，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李萍教授认为，“潘晓”问题的讨论，不仅是20世纪之初“人生观论战”的继续，更是中国开启现代化征程中一次深刻的文化觉醒；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讨论是对中华文明特殊性及普遍性再认识的深刻表达，并为之后中国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第二部分中，李萍教授对新儒家发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进行了详尽论述。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新儒家学者向世界发出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试图表明儒家伦理学在当代的重要性，呼吁复兴儒家伦理，这成为了当代儒学复兴的里程碑。《宣言》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前途展望以及对世界文化的期望，可大致总结为三个观点：第一，中国文化有其世界的重要性，而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需予以澄清；第二，中国文化精神生命的核心是孔、孟至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第三， 中国文化应进一步伸展出更高的文化理想。李萍教授提出，或许是某种历史的巧合，但《宣言》的发布让儒学复兴成为了一个国际运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推动了儒学复兴，儒学被认为可能可以对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值得肯定的是，针对当时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中国文化已经死了”的观点，《宣言》声张明义，强调中国文化不仅对世界是重要的，而且具有独特的生命力。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宣言》对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前途的许多见解，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第三部分中，李萍教授对中国伦理精神的特质及其世界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她指出，在探讨中国伦理精神的意义上，各派之间的“歧见”并不重要，而隐藏在这些论战之后的重大问题才更显价值：第一，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如何可能？第二，中国伦理精神的文化命脉是什么？第三，应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为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汤一介先生区分了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的两种不同形态，一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二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可能确实存在“专制”与“暴力”的性质，但即使如此它也并非有着强烈的扩张性；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则主张“和为贵”，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李萍教授提出，“和”与“同”绝不是同质的，和谐的前提是差异化，其对立面才是趋同。以此为前提，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无疑能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特殊贡献，因为文化差异存在、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存在，这就需要一种思想来指导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差别中共同发展。艾恺先生认为，西方以“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启蒙人类的意志，这本质上是西方自私自利与理性计算的两大基本倾向结合在一起；儒家的生活方式并非基于智谋计算，而是基于情感直觉，因此更接近于“宇宙永恒直流的真理”。他提出，当人的本性处于第一阶段时，西方文化会成为世界文化；而经过科技、经济的发展，当人的本性进入第二阶段时，中国文化会成为世界文化，儒家文化解决现代性问题比西方文化更有洞见。杜维明先生则创造性地提出建构“精神人文主义”，在注重富强、自由、理性、法律、个人尊严和人权等价值的同时，也要注重正义、同情、慈悲、礼乐、社会和谐和责任等价值。后者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另外一种价值体系，对于世界秩序的重建十分重要。李萍教授指出，杜维明的“精神人文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儒家精神文明的普遍性意义的探索，使得它超越了传统新儒家的限度，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文化理解方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打开了新窗。

在讲座的尾声，朱菁教授和徐梦秋教授对李萍教授的讲座作出了精彩点评和诚挚感谢。之后，在提问环节中，李萍教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耐心而细致的解答。讲座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