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际，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报告高瞻远瞩、令人振奋，是一部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在第一部分向全体党员报告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紧接着在第二部分强调，我们党之所以在伟大实践中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说：“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同时，报告还特别指出，我们坚持的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论断和词句。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并长期坚持的。例如，恩格斯曾经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 可见，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提供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绝不是其中的个别论断或结论，而是其求真务实的态度和辩证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恩格斯上述观点的照应，它充分证明我们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生活于19世纪的西欧，他们是以英、法、德等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来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研判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因此他们没有并且也不可能为中国道路直接开具“万能的药方”。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俄国道路问题时所说的那样，他把所谓封建社会之后需要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因此俄国将要走什么道路，必须要结合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同样的，中国不仅与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国情不同，而且也与俄国的国情不同，这就意味着中国道路的选择需要以中国特定的国情为依据。因此我们党在革命年代，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来探索中国道路的成功典范。所以，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首先要了解中国的现实，站稳人民的立场，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意味着其具体结论的历史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总是需要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和因为科学探索而形成的新发现而不断改变着其中的某些具体内容。就像恩格斯在1886年谈到唯物主义时所说的那样：“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而在更早之前的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出版了《共产党宣言》。24年后，当他们于1872年共同为这部著作写作德文版序言时，根据多年的实践结果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提出的具体学说的内容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恰恰相反，他们始终要求人们把自己的学说视为一种方法，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如既往地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要求，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科学地制定自己的历史任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的研判，一直到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新时代到来的论述，都表明我们党始终在实践中关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的主要特点和内在矛盾，以一种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来探索党应该走的道路，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引申出的必然要求，而要对报告中提出的四类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则必然要求我们在掌握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从而形成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获得强大的智力支持。
来源：必赢官网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
